高考琐记 | 张蛰

“起床，起床了——”

同往常一样，早上5：30，班主任准时推开我们宿舍虚掩的房门，拖着平静的腔调催我们出操。那天是1985年7月6日，从7日开始，三天高考。

高三一年，我们从没参加过学校的早锻炼。我们自主锻炼。除了星期天，班主任每天早晨5：30准时到男女生宿舍喊学生起床出操。我们爬起来，胡乱洗把脸，有时候也不洗，出校门，去跑步。班主任不跟着，他催我们起床后就到办公室去了，我们跑不跑，是一起跑还是单个跑，跑多远，往哪里跑，随便，他不管。也奇怪，这个班七十多人好像没谁不跑。也许有，只是我从来没注意过。冬天我们在黑乎乎中从校门跑出去，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后再跑回学校，天还是黑乎乎的。在班主任心中，刮风不在停跑的考虑范围，雨雪天气看大小，小雨小雪不碍事。我整整跑了一年，下雨下雪一样跑，下雪天不管下多大的雪，照跑不误。每天四公里，一年跑好了我打小不离左右的慢性肠炎。以前无论冬夏，早上见风肚子疼，高三一年居然奇迹般地让跑步跑好了。

那天跑完步，在教室门前照常拉伸时，教英语的赵老师冲我们嚷嚷，今天全给我念英语啊。拉完伸，坐进燥热又汗味冲天的教室里扯开嗓子把那些都能倒背的内容背了45分钟，直到吃早饭的下课铃响。所有人起身，离开座位，出教室，松松垮垮地晃向食堂。每个人到窗口打了饭，就地站在树阴下解决。馒头一如既往地发酸，但咸汤改成了肉汤，明显是为高三学生改善伙食了，虽然肉汤里、菜叶上仍然拥挤着已经没了生命的小虫子。所有的人用嘴吹开最靠近嘴边的那几只，把肉汤喝下去。我在这所学校读了六年中学，馒头永远发酸，咸汤里永远飘浮着虫尸。洪主任曾经对着群情激昂的我们劝道：“小虫子也是生命，有些虫子还是优质蛋白。学校没有条件，同学们要将就。”

刚早饭过，三辆拉我们进城考试的票车喘着粗气停在学校半截子主席台前，我一阵兴奋。兴奋不是因为要去县城参加高考，兴奋是因为又可以坐一回票车，平生第一次坐票车还是五月高考预选结果出来后去县城体检。那场预选刷掉一半多的人，我们班原来七十几个人，预选后只剩下三十出头。

班主任让有条件的人拿张凉席晚上睡觉用，我属于没条件的人，也从宿舍床上拿了已经用了三年的草垫子。9点，所有的人上车，我们班是3号车，我一心想着坐票车稀里糊涂就要上1号车，被洪主任训了下来——他认识每个班的每一个人。

学校离县城30里路，票车是上世纪70年代那种长途客车，跑起来窗玻璃哐啷哐啷直响。我靠窗坐，忍不住拉开窗玻璃，风热乎乎地扑到脸上。看着公路上步行的人、自行车、毛驴车、平板车、手扶拖拉机、公路边上的杨树刷刷闪过，内心幸福无比。还没坐够，车就到县城了。到了县城才知道洪主任为啥不让我坐1号车，原来1号、2号车的人是到县中，3号车是到二中。

二中学生宿舍跟我们乡下学校一样，一间大约18平方米的屋子放有六张上下铺。我没想到的是我们每人居然能有一张铺，六张床总共才睡12个人，要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宿舍，六张床除了最后一张上下铺放了所有人的杂物外，其余五张床我们睡20个人，每张床的上下铺各睡两人。宿舍最多一米宽的中间过道上还塞满了十几辆破自行车，我们平时在宿舍都是侧着身子走路。现在能够一张上下铺只睡两个人，真是喜出望外，心满意足。看到这个条件，几乎每个人都欢呼了一下。

安顿好，班主任过来看了看，放了几盘蚊香，说大家都休息一下吧，等吃午饭。我们就在宿舍里干坐着，过了会儿，有人开始翻书，有人开始出声地背书，政治、历史、地理、语文、英语，乱七八糟的声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伙食委员在外头喊，吃饭了。于是每个人起身去吃饭。二中的馒头也是发酸，菜是茄子炒肥肉片，外加一个凉拌黄瓜。虽然发酸的馒头难以下咽，但还是硬往嘴里塞，好在凉拌黄瓜里的醋酸中和了馒头里的涩酸。

午饭后午睡，睡到下午2：30，班主任过来带我们看考场。考场即教室，全平房。我们每个人都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坐，用手摸摸桌面是不是平整，班主任强调到时候考桌上除了考卷、笔、直尺、圆规、橡皮和擦脸毛巾不能有其他任何东西，如果坑坑洼洼不平要赶紧换桌子。我在的那个考场30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同学，剩下的那几个人不知道被分到了哪里。

晚上没上晚自习，语文老师也没来再强调什么，班主任又不准我们上街，我们就在二中的校园里胡乱晃了一会儿。回到宿舍里，每个人在40瓦的昏暗灯光下翻书。晚上9：30，班主任过来，督促我们上床睡觉。盘香点起来，熄了灯，所有的人不说话，但没有人能睡着，人在床上翻身带起来的响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我何时睡着的不知道，反正借来的手表秒针走动的嗒嗒声在耳边异常清脆，再加蚊子在脸上、耳边不断地哼唧，更难入睡。心里最初是有点急的，但一想到第二天的考试，马上在心里开始数羊。不知何时，终于睡去。

第二天早上6：00，班主任到宿舍时，所有人都起来了。他扫了一眼，只是淡淡地问了句：昨晚睡得咋样啊。没人回答，他好像也不需要回答，转身出去了。

7：00吃早饭。咸汤、凉拌黄瓜、发酸的馒头，只是咸汤里没了伴随我们数年的虫子。8：30，我们开始在考场门前排队，天已经变热，太阳有点烤脸，有人不停地用毛巾擦汗，有人仍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课文。班主任一个一个地发准考证，每发一个人就嘟囔一句：“考试结束再交给我。”

第一场考语文。8：40进场，8：45监考老师宣读考场规则，8：55发试卷，9：00开考的哨子一响，监考老师宣布：“开始答卷！”整个考场顿时一片书写声。我平生第一次面对页数如此众多的语文试卷，不带作文稿纸试卷有10页，加上稿纸共有14页。早在开考前的五分钟里，我把试卷前后看了个遍，作文题让我很惊讶，一家化工厂排放毒气和废水，让考生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写封信，反映情况，申述理由，呼吁尽快解决。这需要解决吗？我的学校附近就有一家造纸厂，虽然排的废气有点难闻，放的废水也让一条河道的河水既发黄又发黑还发臭，可它的澡堂一毛钱就能让人洗澡。正是造纸厂的出现，让从前一冬天也没机会洗澡的我现在可以在冬天一个月洗一次澡。我没想过这会有什么问题，更没想过要给报纸写信呼吁解决什么。这个情况让我在考试的后半段时间里有些别扭，一个自己要写信给家报社呼吁解决环境污染，另外一个自己在想真解决了还能洗澡吗？

两个小时的考试结束，教语文的赵新仁老师笑呵呵地问刚走出考场的我们感觉咋样。没人回答他，一个个黑着脸从他跟前擦身走过。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我们的沮丧，据说全省语文平均也就四五十分。还好，语文满分120分，我考了82分。

7日下午考地理，开考时间是3点整。我历来对自己的地理、历史抱有十足的信心，地理上下两册、历史中外六册，我几乎可以倒背，基本做到任何一个概念或问题，都可以说出在教科书的哪一页上。论死记硬背，我是狠狠地下过功夫的。从乡下坐票车来县城的路上，赵德光老师曾对着我说：“你地理考90分没问题。”进考场前的最后一秒，我把两册地理书哗又滤了一遍，自信地把书随手丢在考场门外的桌子上。结果考试没结束，我就知道自己考不到90分了。

8日上午考数学。八道题，除了第五大题第2小题解不等式让我陷入麻烦外，其余还算顺利，整张试卷是我高三一年感觉最顺的一场数学考试。高考过后《中国青年报》刊登数学试卷的答案，除这道解不等式的8分小题错了外，第七大题考查直线对称的圆的方程，在倒数第二步我还是正确的，结论却鬼使神差地弄错了，第七题15分，我估计起码可以拿一半的分数。事实上不是，这道题我应该一分没得。8日下午考政治，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答题了，因为有些题目没背到。后来受到老师批评，告诉我不会也要把题目下的空白处写满，我觉得这纯粹是自我安慰。高考成绩出来时，政治是72分，应该是我答出来的题目都对了。

最后一天考历史与英语。历史试卷的难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填空题尤其难。外语历来是我的薄弱科目，考试结果再次证明我英语不行，考了刚及格的66分。没想到有人比我的英语成绩更差，大学同宿舍一个美术系的南京同学，告诉我他高考英语8分。

9日下午4：30，考试结束的哨声响起。在监考老师“放下笔、放下笔”的催促声中，我的高考结束了。再一次坐票车回学校，仍然坐在靠窗的位置，下午5点的太阳热辣辣地烤脸，窗户开着，热风烫人，但我似乎浑然不觉，眼神有些茫然。来时坐车的幸福感荡然无存。我眯起眼，望向窗外，飞速倒退的一切让我突然有些难过，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一些生活，在我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已经抛下我，倏忽远去。

回到学校，一阵鸡飞狗跳后，校园安静下来，除了我们几个天天泡在一起的人没走，其他人都回了家。彼时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安静下来的校园，让我们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在校园池塘东南角的两棵大杨树下，我们东南西北地胡扯，一直扯到后半夜，最后就在地上蜷缩着睡了。最初还能听到蚊子的打扰声，很快就啥声音也没了。临睡前，每个人最后说自己最后悔的事，毛哥说他最后悔的是高中三年没谈一次恋爱。他很认真地说话，带着真诚的遗憾。怎么可能会谈恋爱呢？但凡男女同学间说句话，都会被视为耍流氓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同学了六年，男女生之间也从没说过一句话。

今年，距离那场高考已经整整四十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