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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7-01 17:16:00
清明时节，幸得《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于晗、于唯德、程龙 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书，随即就窗披览，阅文观图，琳琅满目，爱不释手，置诸案头，日日翻检，如漫游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展览馆，又聆听博通之士侃侃而谈，导引讲解，美不胜收，流连忘返。
《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封面。 作者供图
之所以由衷喜爱，一则缘于自己长期收藏研究古代金石拓片，并由此探究传统文化，尤注重古人礼俗之用，此外兼获得书法艺术书写方法等感悟。
二则此书的选题视角、选材眼界、研究方法，恰如一把崭新的钥匙，打开的是一扇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辟门径。它将现在已发现的中国古代著名碑额，可谓无一遗漏地收集囊括，逐一作研究整理，要言不烦，详述其来源、书写及刻石之法，并揭示其书法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意义重大。
三则，此书内容文字，既有学术严谨性，条理通畅而逻辑缜密，文字端庄严谨又不乏活泼轻快，书卷气息氤氲洋溢，令人读之，齿颊生香。某固见识不广，窃以为在当今文物、书法研究中，此书所写作，是难得一见的美文，堪称信雅达齐备。
研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不同的学者各有其专注途径和独特方法。但时代学术风气之弊，亦显而易见，即好空泛大言，于小学、朴学等实际基础问题，疏于用功，遂使庄严学术研究，多沦为立场、口号、站队和表态。许多头顶大名衔者，汲汲奔竞，发言为文，好宏阔空谈，多不涉义理，尤无关细节，此弊病不仅于历史学术文化研究无补，又助长社会文化轻浮浅薄之气。
学术为世人所仰望，一时社会热点诸如影响并塑造中国人历史文化产生巨大作用的“横渠四句”，在当下居然被普遍轻率质疑乃至诋毁，此怪象固然与今人读古人书太少、于经义普遍生疏有关，也难免与当今学术界上述弊病投射到社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有关。君不见当今自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即传授国学之人，有论述等身、言语滔滔者，四顾踌躇满志，而于自家四时祭祀、婚丧嫁娶之事，一筹莫展。此大有人在。至于被捧为时代标志乃至符号的学术大家，登筵讲之坛，居崇享厚，却连一副合格的对联、祭文、信函都写不好。此等尴尬与窘迫，焉知不是自身学问空疏，于具体问题关注研究不足之故？
在这种社会文化风气背景下，再来看《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愈发能显其价值与意义。
自“碑学”兴，研究中国古代碑刻的学术著作，不啻汗牛充栋，而对碑额的专题研究，于中国古代碑刻书法等研究专著中略有涉及，将碑额作为主题并采集整理研究，单独关注，此书为笔者所仅见。
中国古代石刻与拓片研究，多注重碑文、铭文等内容，犹如杀猪取肉，非良厨不屑于头蹄里尾。明嘉靖间印学家徐官《古今印史》载：“吴文定公云：或以碑额为无用，多不拓。或碑穹，工人艰于拓而置之。不知碑无额，如物无首，可为完物乎？”这说明，自古以来，人们普遍对碑额的注重，远不及对内文的重视。这对于中国传统石刻、碑拓以及书法研究，无疑是个缺憾和漏洞，而对于《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的作者，则是明显利好的学术空白。
前辈学者如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从实体存在的物品上，可以用“类型学”的方法，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碑在不同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不断变化交融互渗，研究每一个时期碑的形制特点以及演变轨迹，都能解读出碑所在时代的历史文化特性信息。
立碑之事，与中国古代礼仪制度风俗密切相关，每个朝代的碑文石刻，都承载着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信息与价值意义。立碑制度不难见于史籍，而书写镌刻，也并非纯属技术。明倪元璐偶得宋《元祐党籍碑》拓，细读考索之下，题跋感慨，“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感叹党籍名单所录自司马光、三苏、张载等名臣大儒以下，大多寂寂无名，行状事功言语不见于官史私记，不赖此碑，胡得传其名哉！连最初有石工名安民者，不欲著名，而披览此籍，赫然见安民名在，此又得见宋代石刻制度，不可轻易不著名。最令人感慨的是，占比大多数寂寂无名官员的后人，数百年千方百计保存此碑，甚至不惜阳奉阴违，违抗朝廷毁碑的诏令，将其保存在广西岩洞里，以此为祖上及宗族荣光。由此可见，研究破解古代石刻碑文，远非获得碑文所呈现的内容以及书法艺术的价值那么简单。冰冷的石碑上，往往凝聚着当时乃至后来一个时代国人滚烫的热血和不灭的志气。
由此可见，《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显然没有拘泥于狭小的专业视角，而是将碑额放在历史文化、风俗礼制乃至世道人心的大文化背景下作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揭示的文化信息，如同倪元璐观《元祐党籍碑》拓一样，词约义丰，见识远卓而文字隽永有味。比如书中有关两汉魏晋碑额的研究，汉代社会人心坚定，笃于儒学，碑之兴起，虽形制尚未固定，所用石料粗糙，不甚磨治，而观其碑额，书风雄浑，凝重简率，一任自然。至东汉碑之形制确立，“碑碣云起”“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可知汉代提倡孝道、追述父君美功，厚葬之风盛行，碑额书风宽博苍浑，或方拙朴茂，或圆润洒脱、豪放野逸，端庄规整与婉丽圆畅兼备而互不拘约，恰如大汉之社会风气人心。
《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碑额的论述。 作者供图
论及曹魏时代碑额，则曹操有禁碑之命，乃至声讨立碑之事；至晋而沿袭魏制，至于重申：“妄媚死者，增长虚伪，浪费资财”。此正是儒家礼教于曹魏时代碑轻视动摇乃至遭破坏可视可抚的证据。依顾炎武之言，曹操掌权秉政，两下求贤令，而其所求者，弃德重才，于是德介之士悻悻隐蔽；而才谄之徒纷纷竞进。自此四海逐渐荒疏礼仪，简慢风俗，反映在丧葬礼制以及立碑之事，正如书中所言，如果用曲线表述，明显呈下行之势。不经作者如此归纳，谁能观魏晋碑额，而知顾亭林之言？又有谁能知道从碑额的魏晋之风，可见其时重才轻德之弊？魏晋衰世，非止其福祚不永，子孙凋敝，而德隐才显之世，急功近利，才智小人得势，骄而吝，既不明势，亦不明祸，虽学邃术胜，而祸乱继踵。尤其令人痛心者，乃是读书人士君子面对天下纷乱，不得不苟活避世，要么佯装疏狂，林间醉酒；要么自坠品行，啸歌谈玄。如上种种，恰如“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士人凌夷受辱，无人敢担当，终于酿成铁血胡祸即五胡乱华数百年之惨祸，实肇端于曹操求贤令之弃德重才，随之弁髦风俗、轻视礼教，而造像勃兴，人心趋附空幻，使两汉以来所重礼教孝忠，至此进入数百年之低潮期。
《古代碑额书法艺术研究》不仅具有专业学术价值，而且是学习传承中国书法艺术者必备的文献。碑额之学，也不乏有心人专注于其所钟意者，刻苦精研，得心会神，变化出独特的一家书风，最成功者如清代伊秉绶，其所书匾额多取法于古代碑额。
礼仪风俗之事，于今日渐衰微；立碑之事于今有之，而俱无体统，多任意而为。因此，研究碑额之学，正所谓整理国故之事，堪称名山事业。若以今日社会焦点言之，辞正所“继绝学”之谓也。
窃以为学非绝者不能称伟言大，而能存而续者，非负使命之人而何！整理国故，存亡继绝，于天下国家民族文化价值意义之重大，岂可肤浅言尽其意旨也？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许石林
责编 辛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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