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跨大西洋“右翼共振”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极右翼力量的发展壮大给欧洲主要国家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巨大影响。新近引发关注的美欧“右翼共振”，又使这种影响更加复杂化了。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董一凡：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王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欧右翼联动但潜在冲突难避 董一凡 自2024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以来，欧美右翼力量双双崛起并同频共振的现象引发国际舆论界和战略界广泛关注。先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先于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前往海湖庄园，后有美国新政府高层频频为德国选择党等欧洲极右翼政党站台，甚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言抨击欧洲建制派“不接纳右翼”“违背民主原则”等。欧洲右翼或极右翼领导人也将与美国保守派互动作为壮大声势的一项举措。 实际上，欧美之间右翼联动的趋势并非今日才有，早在2016年英国尚未“脱欧”、美国“特朗普浪潮”刚刚起势的时候，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等机构即有相关分析研判。时至当下，美欧右翼联动更趋紧密，背后有着西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某些重要驱动因素。 其一，欧美右翼力量都有各自的政治需求。近年来，欧美中下阶层普遍担忧的一些问题不断加剧，并对普通民众经济地位、社会处境等造成巨大冲击，比如难民和非法移民、民生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在美国和欧洲均不同程度地引发关切。在此背景之下，越来越多民众对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实践抱以怀疑甚至反对态度；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则高举“法治”“秩序”和传统价值观等大旗，对欧美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白人群体的吸引力陡然增加。与此同时，美欧右翼或极右翼力量视彼此为意识形态理念接近以及借以应对各自国内政治对手的“队友”，将彼此发展壮大当作相互借力的依托。 其二，欧美科技资本力量的介入极大改变了政治运行的维度。当前，美国以硅谷和几大数字巨头为代表的科技资本，已经从全力支持民主党及其所谓的“多边主义”议程，转向押注保守派政治理念与实践，并于大选前后在资金、技术以及舆论等方面加大对共和党的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右翼或极右翼力量也凭借灵活高效运用社交媒体和吸引眼球的传播方式扩大政治影响。而且，不断争取科技力量的支持和背书，某种程度上也能为欧洲右翼或极右翼党派在未来选举中获得更大进展积蓄力量。 美欧右翼力量同频共振以及欧洲本土极右翼力量持续壮大，对于欧洲自身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无疑是多元和复杂的。 从欧洲主要国家内部政治环境来看，未来欧洲各国趋向保守和自我保护的趋势还会上升。虽然德国、奥地利、法国等传统政党极力构建“防火墙”以阻挡极右翼政党参与执政，但极右翼力量扎根和壮大的土壤与环境仍在，这决定了它们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随着维持“极右翼防火墙”的成本与日俱增，传统政党加强合作与政策分歧之间的张力将会增大。 在欧盟层面，欧洲部分极右翼力量在“主流化”进程中逐渐站稳脚跟，之后在政策上可能偏离作为权宜之计的“政治正确”轨道而回归其本来偏好。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意大利极右翼政府已经不再为了照顾欧盟整体立场而那么坚定地支持“援乌抗俄”，而是逐渐向美国新政府的立场靠拢，欧盟内部声音也将因此变得更为多元。 从欧美关系层面来看，大西洋两岸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的一个共同趋向就是回归民族主义，所以未来可能会因各自版本的“本国优先”政策导致彼此矛盾激化。比如，随着美国新政府不断推进单边关税措施，誓言保护本国产业和其他相关利益的欧洲极右翼力量将不得不奋起反击，美欧右翼保守势力可能会由现在的共振和联动转向相互抵触和冲突。 遭遇逆风，但非逆转 简军波 尽管极右翼的选择党在今年德国联邦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但得票率排在第一的中右翼联盟党决定与排在第三的中左翼社民党展开组阁谈判，以传统政党联合的方式阻击极右翼力量在德国参与执政。这一幕，与稍早时候奥地利的情形如出一辙。该国传统意义上的三个政党经过长达5个月谈判组建联合政府，将在去年9月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排除在外。基于这些现象以及其他一些复杂因素，有观察认为欧洲极右翼力量正在遭遇越来越强的逆风。 笔者认为，虽然暂时遭遇一定阻力，但极右翼在欧洲发展壮大的势头难以发生根本逆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极右翼思潮在欧洲长期存在。二战之后，欧洲国家经济复兴和社会发展总体平稳，极右翼力量没有获得太多扩张空间。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动荡频仍、难民问题持续，欧洲各国民众对传统政党的政策理念不满日增，极右翼思潮和政党则获得越来越多关注。 目前来看，欧洲的经济社会现实为极右翼继续壮大提供了土壤。首先，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依然严峻。虽然在欧洲各国政策整体收紧的背景下，涌入欧洲的移民难民数量有所缩减，申根区政策也在朝着限制难民移民流动的方向进行调整，但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已经聚集了为数众多的中东北非难民，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矛盾与问题还在不断发酵；另一方面，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还会带来更多潜在难民和非法移民，欧洲想要彻底将其拒之门外实属困难。 其次，欧洲经济何时能够走出低迷尚难确定。2010年前后遭遇欧债危机重创后，欧洲经济复苏进程缓慢，接着又连遭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冲击，可谓雪上加霜。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欧元区和欧盟GDP增长分别只有0.7%和0.8%。欧盟主要国家经济不振和通胀压力持续等因素朝着民众日常生活层面传导，传统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在改善当前经济形势和稳定国内秩序等方面难以提出有效对策，民众对其能力的质疑不断累积，开始越来越多转向传统主流政党之外寻找其他可能选择，极右翼政党政策主张的吸引力随之上升。 第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回潮，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欧洲极右翼力量持续扩张的国际背景。过去，西方发达国家标榜“民主自由”和“开放市场”等一套话语，但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霸权维系愈发困难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盛行，表现为反建制、反全球化和身份政治等，对外则表现为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等操作。虽然经济全球化大势难改，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短时间内可能难以扭转和消除，这些将使欧洲极右翼力量不断获得“国际回声”。 要想在欧洲政治议程中更大程度地站上前排甚至参与执政，极右翼力量确实还面临着不少挑战。比如，欧洲一些极右翼政党之间差异较大，难以在欧洲层面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共识；不同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处境也不相同，甚至在欧洲议会分属不同党团。再如，一些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发展过快，理念协调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不足；欧洲传统主流政党仍在奋力构筑和维系各种形式的“极右翼防火墙”；欧洲民众虽然开始将注意力更多投向极右翼力量，但对其部分激进主张仍有疑虑。 放眼未来，欧洲政治光谱里的不少传统政党可能会更大程度地“右转”，以吸引选民。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为了追求“合法性”和执政地位，也会在一些激进主张上有所收缩。这些变化将使极右翼力量获得更多支持。不过，欧洲这些政党之间立场调适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延续多久，将给欧洲带来何种影响，都还有待观察。 欧洲一体化前途系于“初心不改” 王朔 欧洲到底怎么了？外有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跨大西洋关系陡然紧张，内有经济不振、政治碎片化加剧，加之民粹主义快速崛起、欧美右翼或极右翼同频共振，这些都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冲击。欧洲一体化还能继续推进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追溯二战结束后欧洲缘何走向一体化，以及当年的条件而今发生了何种变化。 根本而言，欧洲一体化的“初心”在于实现和平与发展。一方面，避免战争是欧洲联合的重要诉求。欧洲在二战中遭受沉重打击，经济潜力被削弱50%以上，如果再按以往逻辑走下去，难有光明前途。同时，冷战时期的安全困境也使欧洲各国倾向于摒弃前嫌、联合自强，以免沦为美苏争霸的牺牲品。欧洲一体化进程，正是在这种安全动力下得以启动。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是欧洲联合的现实需求。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莫劳夫奇克在《欧洲的抉择》一书中说，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欧洲大陆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经济挑战所带来的。从最早的煤钢联盟，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盟及欧元区，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特殊的背景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欧洲单一大市场促成区域内人、财、物的自由流动，给各成员国发展带来“1+1>2”的系统效应，欧元的诞生更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这些都是欧洲一体化得以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 当前，欧洲一体化确实遇到一些结构性问题。经济方面，单一大市场的收益仍在，但红利分配存在突出矛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2009年欧债危机的影响至今犹存。欧元区中的北部国家本就制造业强、出口多，南部国家制造业弱、出口少，结果就是一边经济强劲、盈余不断，另一边借贷消费、债务累积，欧洲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危机发生后，北部国家指责南部国家“懒惰”，南部指责北部“剥削”。换而言之，随着制度红利边际收益递减，欧盟以及欧元区内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安全方面，增强共同能力、抵御外部风险成为共识，但区域内部实际需求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欧洲不愿放弃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但又无法解决现实中的族群冲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刀切”的难民政策也难得到内部一致认同。又如，欧洲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试图减少对美过度依赖。但问题是，有的欧洲国家仍倾向于以北约为基础构建共同防务体系，有的则想另起炉灶，作为欧盟核心大国的法德在这方面意见也有不同。 正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随之而来的极右翼力量崛起是否会让欧洲已有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让一体化走向瓦解？欧洲极右翼力量的兴起和壮大，是区域一体化以及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攒下来的诸多问题共同作用所致。欧洲主要国家现行的那套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实践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导致民众投向反建制的极右翼力量。在此过程中，欧洲一体化也成了“替罪羊”。 但离开欧盟或欧元区能帮欧洲解决这些问题吗？实际上，欧洲极右翼政党虽然把反一体化作为口号之一，却鲜少真正把“脱欧”作为现实的行动选项。一些极右翼政党为实现上台执政而努力转向正统化、主流化，开始不再那么强调反对欧洲一体化本身，而是反对欧盟机构的官僚主义和由大国掌控的权力结构，逐步从反欧盟转向与欧盟合作，并试图按自身设想改造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极右翼力量不断壮大，确实可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但从根本上讲，决定欧洲一体化未来的仍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尽管挑战重重，但从以往经历来看，危机往往也会成为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毕竟，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欧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