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税区和公积金：追忆姚廷纲先生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关键指导

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三十五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敬重的经济学泰斗、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1989-1998）姚廷纲先生于四月十四日走完人生。姚先生192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市，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我有幸结识他是在1989年末，介绍人是另一位经济学泰斗、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先生；有意思的是张仲礼先生是姚所长在圣约翰大学的学长。两位泰斗，一开始都曾向我强调过科研工具中的英语重要性。比如说了解世界银行项目评估、跨国公司在亚洲最新动态等，都需要英语。

一九九三年，世界经济所为首任所长褚葆一先生（坐者）举行八十大寿学术研讨会

从一九八九年末，到一九九九年的上半年；是我和姚廷纲先生交流、向其请教的主要科研阶段，主题就是浦东开发开放和政策性借鉴。课题任务，通常是张仲礼院长向我下达；往往两周时间就要交稿，记得最宽裕的议会是一个月内交稿；这是决策咨询报告且需要精炼和准确性。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头三年即到一九九三年，姚廷纲先生和世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是我靠山。我在三年期间完成的任务有三十多项，都是事关政策设计、上海试验和战略突破口的寻找。上海试验往往又是由浦东区域来实施，还得每季度或半年跟踪发展态势、及时反馈！

一九九五年，姚廷纲先生在南京考察的留影。

我经手的第一个一张白纸的课题就是：外高桥保税区建设规划研究。其实，接到任务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保税？张院长提供的英文资料我也看不明白，自然就去请教姚先生。是姚先生很干脆地告知要害，即保税区是仅次于自由港的关税制度。即保税区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一种类型，就是在国家的批准下实施封闭监管，以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为特定税收、监管政策的特定功能区，也是国家开放程度高、政策优惠、功能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货物从境外入区保税，区内企业之间可以自由流转保税货物。同时，保税区内的仓储货物没有存储期限，很大程度提高区内企业便利。保税区货物暂时不用缴税，后来根据《海关法》第43条明确规定：“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或暂时出口的货物，以及特准进口的保税货物，在货物收、发货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担保后，将予暂缓缴纳关税”。我的报告得说明益处，如“所谓保税货物，是指进口货物（商品等）进入保税仓库时视同其货物还未到岸，暂不用办理入关手续。待货物出关时（或销售时）再按规定办理货物出关手续，缴纳关税和增值税。这种做法，大大减轻了进口企业的资金压力和节省了货物到岸办理缴纳两税（关税、增值税）的财务费用”。而外高桥，就是我国的第一个保税区！

左起：张仲礼院长、姚廷纲所长和世界经济所科研骨干傅均文在一九九三年的合影。

后来发现，保税区对吸引外资特别有利。如1990年6月，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9月正式启动。我跟踪到2008年12月，当时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累计批准来自94个国家和地区的10242个项目；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11家入驻保税区，累计吸引投资总额达160.6亿美元。2010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英国伦敦《金融时报》全球自由贸易区按八大要素综合评比中获得第一名。2013年，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的上海综合保税区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1年位列全球最佳自由贸易区排名第4位。

我的第二个一张白纸的课题是什么是公积金？除了概念解释，还需要说明这一制度如实施对解决上海和浦东住房难问题有什么意义。也是我去主动请教姚先生，他介绍了新加坡的经验做法。研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福利分房碰到了不少困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子不够住；到浦东即将开发了还没有突破。张院长给我的一九七八年数据是：“上海居住困难户已经超过64000户，人均居住面积低于2平方米的拥挤户16900户”；同时他告知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当年就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的设想。记得张院长说：这个“路子”就是住房允许买卖，用市场规律解决住房问题。但首先得造房，资金从哪里来？1990年必须破局，当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成立了一个有17人参与的住房研究小组，研究如何推进上海的住房改革。记得当年的数据是上海需要八亿人民币，才能完成建设一百万平米的新住宅。朱镕基和住房研究小组去香港和新加坡实地考察之后，认为新加坡更有借鉴意义。

傅均文以小提琴曲来缅怀姚廷纲先生

姚先生向我的解读是：新加坡于1955年开始实施中央公积金制度。该制度总体呈现“效率优先，机会平等，兼顾公平”的特点，将个人责任与政府保障尽可能完美结合，通过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服务，在提升国民福利水平的同时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央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完全积累式的强制性储蓄计划，制度要求雇员和雇主必须按照规定的缴费率共同缴纳公积金，并存入会员的个人账户”。“中央公积金设立之初仅作为一项养老金制度，为退休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障，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公积金的功能逐步从最初的养老保障扩大到了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多个社会保障领域”。于是我在研究报告中做了说明。

二零零七年，作者（右）和张仲礼先生一起整理浦东开发开放课题研究报告。

如关于住房保障方面，新加坡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在中央公积金制度、土地法令和组屋制度与政府补贴政策的协调配合下，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了国际领先的高住房自有率。其中，中央公积金制度在居民租购政府组屋时发挥着巨大作用，会员可以用公积金普通账户的存款和现金缴纳房款，也可以选择向建屋发展局或银行申请贷款，而后每月提取公积金分期偿还购房贷款的本息。建屋发展局为购房者提供了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曾经长期保持在2.6%。此外，政府会为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供丰厚的公积金购房津贴，以确保每个新加坡人都有房可住。在中央公积金的支持下，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80%以上的家庭住进了经济适用的政府组屋。这对当时的上海富有吸引！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五周年前夕作者在浦东调研旅游目的地课题

后来上海市政府专家主导、上海社科院专题会议参与论证的《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后于1991年5月1日开始实施。其核心内容当时概述为五句话，“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当时，上海全市职工工资总额每年是50亿元，按照新加坡公积金模式，若个人交工资的5%，企业也补贴5%，可筹措5亿元；其次，上海的职工住房租金当时是一年1亿元，为促使职工买房，就将租金提高一倍，可再筹措1亿元；8亿元缺口还剩下2亿元，上海想的办法是分到房者每平方米须购买500元债券，共可筹集2亿元。为鼓励市民购买债券，当时的市委书记朱镕基还带头购买了上海住房债券。而公积金制度，先浦东、再迅速全市推开；到一九九九年国家层面全面实施！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浦东开发开放研究的童年时期；我得以向姚所长和张院长频繁地请教。当然，不仅仅是保税区和公积金。如日元贷款、世界银行贷款、世界五百强企业、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概念，都是姚廷纲先生最早向我普及的。我当时任职的机构叫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姚先生的世界经济研究所毗邻；他还介绍了其所的科研骨干傅钧文和谢康给我进行交流，我和他俩交流主题分别就是日元贷款和跨国公司。四月十九日傅钧文研究员写下缅怀文章《化作春泥更护花》，其中写到一个爱护人才细节：“1992年4月，我在日本完成学业回国。那时原先世经所日本经济研究室已不复存在，姚所长为了让我留在所里继续从事日本经济研究，想方设法为我开展科研创造条件。记得在一年后的1993年4月，世经所举办首任所长褚葆一教授执教和科研55周年暨80华诞庆祝活动，张仲礼院长也亲自出席。席间，姚所长专门把我拉到张院长跟前，向张院长介绍我的情况”。如今作为上海知名日本问题专家的傅钧文深情地告诉上海社科院的同事们——“我很幸运，在自己学术成长的道路上，能遇上姚所长这样关心青年的好领导。姚所长虽已远行，但他那和蔼可亲、办事认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形象和作风将铭记我心，他的谆谆教诲将终生受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